病态的中国

1927年鲁迅先生写下《无声的中国》一文，从文字传播的障碍性上说出了民众如何的缺乏“话语权”。今日的民众固然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话语权”，然而别的方面依然“有缺失”。把这些缺失综合起来，谓之“病态”。套用鲁迅先生的句式，亦可称之为病态的中国。

近来读梁晓声的《忐忑的中国人》，愈发觉出当下社会的病态。梁晓声的文字是厚实的，这种厚实里有一股砸向人面目的气息，读来总有一种令人坐卧不安的感觉。此书从多个维度分析现实社会的走向，中国人的群体状态，把当下的迷惘、偏执、急躁、功利、浮华……条分缕析的形诸文字。客观的说，作家不是悬壶的医者，并不需要开出济世良方，他们只需要提出问题就够了。这本书在某些地方尽管存在文学的手法，但仍然是提出“问题”，既有直逼脑门子的社会问题，也有隐藏在现实水面下的波涛汹涌。这些问题，构成了一个病态的中国。

在《一个忐忑的中国人》中梁晓声写了有反哺家庭愿望的“毕业大学生”，在《看客中国》写了热衷于看热闹的“围观者”，在《交管与上人文》中写了“权利”的真相，在《改革是顶层设计的出路》中写了网上肆意谩骂攻击的“发泄者”……我仿佛重新读了一遍鲁迅先生的《呐喊》和《彷徨》。时下的中国人，与鲁迅先生所哀与怒的中国人，似乎并无差别。七十多年之后，尽管中国人的衣冠光鲜了，物质改观了，但是骨子里还是老样子。要么是可怜的，要么是龌龊的。



《舌尖上的好人文化》是一篇真正从思想层面揭示问题的文章。在这些文字里，我能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性和自觉性。梁晓声说，那些我们所崇拜的文学大师们，为着他们各自的国的进步，一生大抵在做两方面的努力——促旧时代速朽；助新时代速生。梁晓声的文字在叙事方式和语言组织上都保存着一股“质朴”，比如《教授之死》这篇小说，好像我们在某个新闻中找到原型，但有有着鲁迅作品中那种辛辣。在文辞上，他说“各自的国”，而不说各自的“国家”，他用“大抵”一词，而不用“大致”，都带着民国文辞的余绪。

在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革新与阻碍总是同时进行的，真正伟大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旧时代的摧毁者，新时代的助产士。同样，在一个进步的时代，独立知识分子不但要抨击丑恶，更要提出建设性意见，有所创建。就如新文化运动中既有猛烈抨击旧文体，旧传统的大文豪，也有构建新文体，创制新规则（比如新式标点，语音系统）的务实者。打着“独立思想”的幌子，披着“公知”的皮面，却做着最拙劣的勾当的人，不但无助于一个时代的进步，反而是社会最大的蠹虫。

中国人因何而忐忑？穷人如此，富人也如此；官员如此，平民也如此。除了贫富差距等原因，还因为公平和安全感。在一个缺乏公平与公正的社会，是不存在安全感的。因不公平而遭到伤害的人，会奋力讨回公平；伤害人的人则会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处于权力中心的人，还是最底层人，都不可能真正“安全”。

官与民，贫与富，这还只是“角色”，真正左右“角色”的是内心深处澎湃的东西。官员们换上了“贪占强迫症”，富人换上了“攀比炫富病”，普通百姓则在“暴民”与“屁民”之间摇摆。这就好像一个跷跷板，两头的负重不但不相等，臂长也不相等，忽上忽下自是难免的，更有摔下来的危险。梁晓声在这本书里直面现状，中国人大概就像跷跷板上的两个人，板上的人固然忽上忽下，内心里更是忐忑不安的吧。（《忐忑的中国人》书评/司马白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