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崇圣寺南北二塔始建年代考

田怀清
大理崇圣寺三塔是大理州境内的重要文物之一，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崇圣寺三塔的始建年代，曾引起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专家及古建筑专家的研究和探讨。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即大塔）多数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始建于南诏丰佑时期（公元824~859年），这基本上成为定论。南北二塔始建于何时？有的说唐五代；有的说大理国时期（公元938~1253年）；有的说大理国段正严——段正兴时期（公元1109~1171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78年中央拨出专款对大理崇圣寺三塔进行维修，由中央、省、州、县文物、文化部门抽调有关人员组成维修小组。笔者有幸与我国著名的古建筑保护专家杨玉柱、姜怀英大理二手网过滤信息，及云南考古专家陈廷凡、邱宣充、杨益清等一道工作。在崇圣寺三塔维修期，曾多次到塔上调查，并作了一些调查笔记。近来通过翻看笔记后，觉得有的记录很重要，特别是对探讨南北二座小塔的始建年代有一定的帮助，故根据当年的笔记，写了一篇小文，参加南北二塔始建年代的讨论，有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L& \0 H# w& |" n$ @0 q/ _一、南北二塔的结构
( a7 s. c: H2 O, C) S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大塔）两旁的两座小塔，平面均为八角形楼阁式空心砖塔，通高42.19米，共有十层。南北小塔相距97.5米，各与千寻塔距离70米，呈三足鼎立之状。

南北二塔均由 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塔基为八角形。塔基之上是直径5.36m，平面为八角形的塔身，塔身上共嵌造塔时的石碑七通。南塔四通，分别嵌于塔身东、南、西、北四方；北塔塔身嵌有三通，碑身每块高170cm、宽114cm。碑座为大理石，碑身为麻石，碑额为红砂石，上刻五方佛像，与塔身同一时期镶入。碑身上的文字大部分已剥蚀，仅南面南塔南侧碑身残留有少数文字，上刻“曰衹你莎訶室喇莎伽咤”等字，属于《陀罗尼经咒》的内容。
另外，北塔塔身一层还嵌有一块明代李元阳重修三塔碑。碑高44cm、宽62cm、厚3cm。碑文云：“大理郡城之北有崇圣寺，旧号千厦，创自唐贞观间，寺前三浮屠，高侵云表，世传开元癸丑南诏所建，阅四十八年工乃成。大明正德甲戌，地大震，城堞屋庐为摧，独三浮屠无恙，然已罅折，嗣是风雨漂捲，日益剥泐。嘉靖庚戌闰六月六日，余乃补瓮中塔，复作木骨，凡百日竣工。又三年癸丑，始克重葺左右二塔，秋初经始，首尾历五月。其助赀眡工则同邑苏鹏程、韩斗、洪钰、余弟元春、元期、元和。时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甲子。赐进士知荆州府前翰林庶吉士郡人李元阳。”

南北小塔第二层塔身每面正中辟券形佛龛，龛高70cm、宽31cm、深33cm，内置佛像一尊。第三、四、五、六、七、九层塔身每面正中砌出一座凸出壁面的屋形龛，龛的形式有方、圆和五面形，多数为卷云承托的单层建筑，也有多达三层的楼阁式。第八层塔身的东西和南北向砌有贯穿塔心的券洞，呈十字交叉状。其余四面则为直楞假窗。第二、三、五、七、九、十层塔身下面砌出华丽的莲花平座，第四、六、八层塔身下面砌出华丽的莲花平座，第四、六、八层塔身下面砌有斗拱平座。平座宽41~45cm，沿平座外缘每面存有柱槽三个，槽深5cm。斗拱每面3~4朵，转角斗栱一朵，斗拱形式为櫨斗承托十字交叉的泥道栱和华拱，泥道栱作“鸳鸯交手”，华栱承托平座枋，作法十分古朴。
! @1 j! I/ c5 {+ T5 s2 D塔顶为金属塔刹，总高4.85m，由覆钵、宝珠、伞盖和宝瓶等组合而成。其中心剎柱为9×9cm，长7.6m的实心铁柱，其余部件用扁铁做骨架，外裹鎏金铜皮结构，伞盖下还有八根0.4×4cm用紫铜锤打而成的拉条，将伞盖系于塔顶八角，每根拉条上悬挂铜铃五只。为增强剎柱的稳定和整个塔刹的牢固，与千寻塔一样，也在剎柱的下部砌体内埋置了大石条。两座小塔的顶部各有三层石条，每条长1m、宽0.6m、厚0.2m，重约300公斤，三石条之间的距离为56~60cm。
两座小塔未发现天、地宫，结构保持早期空筒式的特点。塔内有一80×80cm的方室，方室地面与塔基上皮平，室顶直抵第八层塔身平座，通高26.8m，室内四壁垂直。中间有直径2cm的木柱一根，柱根插在塔中心一个深约5cm的槽内，在槽的四周砖地面清晰地显示出以该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墨线痕迹，墨线夹角均为45度。八条墨线所指方位恰好是塔身的八个外角，由此断定该遗迹应是建塔时定中分角的施工标志。[1]

南北二塔建筑在一条水平綫上，这种采用对称的建筑形式，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美的主要形式，就是（空间的）秩序、对称和明确。”[2]除南北小塔相对称外，与千寻塔也十分对称，两座小塔与千寻塔的距离均为70m，如果平面用一条线将三者勾勒出来，站在西面观察，三座塔的结构形式，正好是一个等腰三角形。这种对称具有安静、稳定的作用，它可以衬托出千寻塔的高大雄伟。从不同的角度看，都起到了美的效果和享受。据研究，三塔的建筑形制是为了尊仰三佛（释迦佛、弥陀佛、药师佛）。少数三塔则是为了纪念我国著名的高僧而建。如西安市南的兴教寺内，也有三塔，那是纪念玄奘及其两名弟子而建，中塔较高，其旁二塔，右为窥基，左为圆测。[3]
二、南北二塔始建年代考
关于大理崇圣寺三塔的建造年代。从元代至清代的游记、地方文献资料都把三塔记载为唐代的佛塔。（元）郭松年《大理行记》云：“崇圣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余尺，凡十六级，样制精巧，即唐遣大匠恭韬、徽义所造，塔成，韬、义乃归。”李元阳《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曰：“三塔，中塔高入云表，寰宇近，旁二塔，如翼内向，顶有铁铸记曰：大唐贞观尉迟敬德造。”还有《南诏野史》、《大理府志》等书中均有这方面的记载。三座塔为同一时代的建筑的说法是不妥的，因南北二塔的建筑风格与主塔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千寻塔（大塔）建造的年代早于南北二小塔，在历史学、考古学、建筑学的研究人员中普遍得到公认。特别是1983年～1984年维修昆明西寺塔时，发现一块“天启十年正月廿五日段义造砖处题书”纪年铭文砖，更证实了这一结论。但南北二塔晚于千寻塔的建造年代问题就值得认真研究了，从已发表的文章来看，南北二小塔的建筑年代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      南北二塔建造于唐五代时期
# |$ J; [. U/ m) ]& D1 U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第65号崇圣寺三塔，时代为唐、五代。千寻塔（大塔）为唐代建造，南北二塔为唐五代建造。也有文物专家认为二塔建于五代时，如黄如英女士在介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崇圣寺三塔》一文中说：“南北小塔的建筑年代晚于千寻塔，从建筑风格看似为五代时（907~960年）的建筑。”[4]
+ S2 U1 a" k/ d6 G（二）      南北二塔建造于五代至元之间
. Y3 m- k+ o% V' s& M; C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教授于1938年11月27日到崇圣寺三塔作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并撰写了《云南之塔幢》一文，文中对崇圣寺双塔的建造年代作了研究介绍。该文说：“双塔位于千寻塔之西四十余米。南北对峙，中心相距约九十三米余。塔皆砖砌，八角十层，每层施出檐及平座，形体秀丽，极似宋江、浙诸塔，惟下部台基已毁，今年以乱石构台二层，不与原塔相称。塔身第一层嵌碑数通。第二层以上，亦无门窗，唯于壁面上隐起方形小塔，下承卷云，或易以半圆形龛，供佛像于内。其塔身转角处，则构园倚柱，若重叠园鼓数枚于一处者。各层之檐，以叠涩构成枭混曲线，向外排出，表面隐起山花蕉叶、宝相花、佛像、动物等。而北塔上层之檐，犹存少许红色刷饰，古色斑驳，殆即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李元阳重修时物。檐上之平座，或承以莲瓣，或托以华栱一跳，殊不一律。按塔之创建年代，无多记录可凭，唯元初李元（源）道碑及郭松年《大理行记》胥皆道及，知其时业已存在。而此类八角塔，在我国本土，未有早于五代末期者。故疑建于五代与元之间，即大理国段氏统治期间内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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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北二塔建造于大理国时期
据《云南省志·文物志》卷六十二记载：“南北两塔形制相同，为八角形十级砖塔，各高42.19米。南北两塔的建筑风格与主塔迥然不同，塔身底层相对减低，二层以上高度大体相近，每层均施平座，第4、6、8层施砖雕十字斗栱平座。叠涩式塔檐，檐饰莲花瓣及人物浮雕。塔身上有小佛龛、倚柱、直楞假窗等，装饰较之主塔华丽。”“据碳14测定，主塔建于南诏时期（649~937），南北双塔建于大理国时期（938~1253）。”[6]
姜怀英、邱宣充大理二手网过滤信息根据塔心柱14C测定数据，认为南北二座小塔始建于大理国段正严、段正兴时期，即公元1109~1171年。姜、邱二大理二手网过滤信息在《大理崇圣寺三塔》一书中说：“崇圣寺两座小塔的结构虽保持早期空筒式的特点，但从八角形的平面形式，特别是腰檐、平座、倚柱以及平座下出现的斗栱结构等局部模仿木构建筑的做法综合分析，其始建年代应在五代至南宋时期。这次修塔时未发现有关建塔的文字材料，取塔心柱经14C测定年代，距今为1110±70年，树轮校正年代，距今为1050±80年。这个数字与在千寻塔塔刹内出土文物所测定的年代十分接近，由此推断两座小塔似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即公元12世纪大理国段正严、段正兴时期。”[7]沈文权大理二手网过滤信息撰写的《大理崇圣寺三塔的文化遗产价值及其保护》及赵朝红、李昆声大理二手网过滤信息撰写的《大理考古研究及文物古迹评价》等论文中，均将崇圣寺南北二座小塔的建造年代确定为大理国时期。[8]

从以上部分专家、学者撰写的论文、专著对崇圣寺南北二座小塔的始建年代的讨论、研究来看，由于地方文献资料、金石碑刻中没有发现直接记载南北二塔始建的年代，大家只好从塔的发展源流、塔的形制、建筑风格以及碳十四测定参考数据中进行探索，并谨慎的得出南北二小塔的始建年代的结论。但存在一个问题，所确定的年代时间跨度过大。如果把南北二塔的始建年代确定为五代至元，即公元907～11118年，前后相距４６２年；又，如果把南北二塔的始建年代确定为大理国时期，即公元938～1253年，前后相距316年。笔者认为还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将崇圣寺三塔的建筑年代确定为唐、五代比较正确，即千寻塔（大塔）建于唐代，南北二座小塔建于唐五代。当年确定崇圣寺三塔的始建年代，北京当时一定请了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建筑学家、考古学家经过反复研究才作出结论的。唐五代仅有54年，即公元907～960年，中间跨度不大，况且两座小塔的建造时间不需用数十年，或上百年时间。确定南北二小塔的始建年代为唐五代的补充依据如下。
第一，      北塔塔刹刻有大义宁国杨干贞纪年
# j+ C- `% f. u2 Z. O' w笔者在参加维修崇圣寺三塔期间，多次从修塔架子上爬到塔上调查，并在北塔塔刹宝盖下的宝珠上发现三处浅刻汉字题记。1.塔刹宝珠南面浅刻汉字：“大明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僧□恕求上□□□□......”；２.塔刹东北面浅刻汉字：“清信仏弟子浄奴十月十五日上”；3.塔刹北面浅刻汉字“建明十五年八月十三日□□”。[9]“建明十五年”纪年不可考。“大明三年”是大义宁国杨干贞的纪年。据胡蔚本《南诏野史》记载：“杨干贞于后唐明宗己丑天成四年夺大天兴国赵善政之位，改国号曰大义宁国，建元兴圣，又改元大明。干贞萂村人。（今属大理府宾川州所属地）。母名弥录，有美色，蒙隆舜私焉。有孕，适渔人杨氏，生干贞，后又生诏。其父捕鱼，贞立船头，见水中有人龙衣冠冕，左右有凤鸟，白光拥护，乃呼其父视之。......长仕郑式，官至东（按应为“剑”）川节度使。至是夺善政位而自立。贞在位，贪暴特甚，中外咸怨。后晋高祖丁酉天复二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起兵讨之。贞遣弟杨诏等五人出拒。诏兵败，干贞出奔。思平遂得位，寻赦其罪，废为僧。计贞在位八年。”关于杨干贞改元大明的时间。据《僰古通纪浅述》记载：“（杨干贞）后唐天成四年六月篡赵，改元光圣。辛卯，改大明”。干支“辛卯”改元大明为唐明宗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大明三年，即公元933年。说明崇圣寺南北二座小塔至迟在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已经修好，故大明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僧人才上到塔顶留下题记。另一条题记“清信仏弟子浄奴十月十五日上”中的“仏”字，属唐人写经别体。剑川石钟山石窟沙登箐区第16窟有南诏天启十一年（公元850年）张傍龙“敬造弥勒仏，阿弥陁仏”的题记和大理国《张胜温画卷》第109图题记“金色六臂婆苏陁罗仏母”中均有“仏”（佛）字，此字由中原唐代传入大理，盛行于南诏、大理国，说明北塔塔刹上的阴刻题记是早期的，不可能是后来修塔时留下的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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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北塔塔心底部出土一尊西方无量寿如来石雕像的造型属唐五代时期的石雕像
北塔塔心底部出土的石雕像，编号为NT：04，通高10.5cm。肉髻，方颐，着通肩式袈裟，手结法界定印，头后有桃形项光、背光。[10]此尊西方无量寿如来石雕像出土于塔心底部，属建塔时放入，其造型与巍山 图山寺庙遗址出土的南诏时期的无量寿如来石雕像相似。[11]北塔塔心底部出土的西方无量寿如来石雕像的时代大致在南诏晚期，大明三年（公元933年）以前。
第三，南北二座八角形小塔始建于唐五代与我国佛塔形制的发展源流是一致的
据刘策大理二手网过滤信息研究，隋唐时期的佛塔，不论其用途如何和采用什么材质，绝大多数是正方形平面形式，当然也有少量的圆形、六边形、八边形的平面形式，这是南北朝佛塔形制的一个继续。这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八边形平面形式的出现。尽管我们可以在敦煌石窟画中找见这种平面形式的单檐佛塔，但是在南北朝时期都没有实物遗存下来。而隋唐时期在河南省登封县所建的净藏禅师塔，为我们提供了例证。它虽然只是一个孤例，但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即：当时的人们已经实践了八边形平面形式的佛塔，对它的圆润浑厚，富于装饰性的特色是了解的，使他们比较容易理解在宋朝以后的佛塔平面中，较多地采用这种八边形平面形式，是有源可溯的。[12]其实唐代的八角形佛塔不仅仅是河南净藏禅师塔（建于唐天宝五载，即公元746）一座。据姜怀英、邱宣充大理二手网过滤信息研究，早期的八角形佛塔还有建于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湖北黄梅毗卢塔、建于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的山西长子法兴寺燃灯塔、建于唐咸通元年（公元860年）的河北正定天宁寺凌霄塔、建于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的山西晋城青莲寺慧峰塔等等，这些唐代佛塔虽然多数是高僧的佛塔，属于亭阁式或密檐式[13]塔。但唐五代、宋完全可以借鉴唐代八角形塔。笔者认为大理崇圣寺南北二座小塔建于大义宁国杨干贞大明三年（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可能就是借鉴了中原八角形高僧墓的形制，而模仿建造八角形楼阁式空心砖塔。千寻塔（大塔）就是仿照陕西西安小雁塔建造的。（元）郭松年《大理行记》中说崇圣寺三塔是“唐遣大匠恭韬、徽义所造，塔成，韬、义乃归”。崇圣寺南北二小塔不一定是恭韬、徽义指导下建造的，南诏文化的仿唐性是明显的。崇圣寺的重大佛教建筑物、铸造物都是在中原工匠的指导下完成的。如驰名中外的崇圣寺雨铜观音造像，明代李元阳把此尊观音像列为崇圣寺五大重器之一，这尊观音像就是请四川的工匠李嘉亭指导下铸造的。胡蔚本《南诏野史》记载：“光化庚申三年，铸崇圣寺丈六观音，清平官郑买嗣合十六国铜所铸，蜀人李嘉亭成像。”崇圣寺南北二塔的建造也不例外，只是文献失载而已，其造型与中原唐、五代时的八角形塔相同。与崇圣寺双塔时代相近的就有福建福州的八角形崇庙保圣坚牢塔（五代永隆三年，公元941年）、山西平顺八角形大云院塔（五代南唐，公元937～975年）、江苏南京棲霞寺八角形舍利塔（五代南唐，公元937～975年）、江苏苏州云岩寺八角形虎丘塔（五代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等等。这里可以大胆地说，崇圣寺南北二座八角形空心楼阁式砖塔建造于唐五代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我国建塔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建塔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政治、经济、文化都深受中原的影响，故大理“其生业、风俗大略与中国同”（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城池郭邑，皆如汉制”，（唐樊绰《蛮书》卷六）亦与内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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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大理崇圣寺南北二座小塔不是始建于大理国时期（公元938～1253），也不是建于大理国段正严（公元1109～1147年）、段正兴（公元1148～1171年）时期。而是建于大义宁国杨干贞大明三年（公元933年），即唐明宗长兴四年。国务院1961年3月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单中，将崇圣寺南北二塔定为唐五代建造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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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V( Y+ |) g* P[1]姜怀英、邱宣充：《大理崇圣寺三塔》，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
[2]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65页。
  v* y# l3 l, ]" p% J8 P[3]刘策：《中国古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一版。
[4]黄如英：《崇圣寺三塔》，《文物》1968年第10期，第88页。
6 f* P9 v2 z2 W2 W6 f8 w+ e[5]刘敦桢：《刘敦桢文集》（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 l- e* r- Q  M. }+ `( j[6]云南省文化厅编撰：《云南省志·文物志》卷六十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7]姜怀英、邱宣充：《大理崇圣寺三塔》，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8]张崇礼、尚榆民编著：《大理民族文化遗产》，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9]姜怀英、邱宣充：《大理崇圣寺三塔.》一书第89页录了两则题记，漏录“大明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僧□恕求上□□□□……”题记。另一则年代有差异，笔者记录的是“建明十五年”，该书录文为“犍（？）明二十五年”。
[10]姜怀英、邱宣充：《大理崇圣寺三塔》图版八六，文物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
( d; |  I& F0 f# d+ k+ k[11]李昆声：《云南艺术史》第270页图Ⅳ——41，石雕佛像（巍山），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版。
[12]刘策：《中国古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
[13]姜怀英、邱宣充：《大理崇圣寺三塔》，文物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
$ L" v# j. X; n! ?1 h（责任编辑：杨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