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的本质
“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周其仁教授近作《城乡中国》，虽是专栏集纳，开篇却直陈要义。周其仁曾在杜润生麾下研究农村发展问题，此后的专业也聚焦产权与合约，讨论城乡中国有其自洽的逻辑。全书的篇什分为“城市的功用”、“自由乃城市之基”、“地权的演变路向”、“主导机制的分叉”、“确权走新路”，细辨深意，也大略能体察周其仁对城市与乡村的基本态度。
在周其仁看来，城市不独为封闭的街镇、环合的产业，其根基乃是人的自由流动与聚集。设若通过户籍、地权等制度筹措，人为限定人口迁徙，非但无力打破高密度经济对人的吸引力，还可能造成城乡结构的畸变。
“不论有多少人偏好于更平衡的增长，全球范围的证据却表明，人的经济活动所包含的逻辑就是在流动中聚集，然后再流动，再聚集，直至人口、经济和财富在地理上集中到一个面积奇小的地方去。”可以说，这是周其仁讨论城乡的逻辑起点。
如果上述说法太学理化，下面的事实或许有助索解中国城乡演变中的沉疴。经济学教材在入门阶段都有一个概念叫“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以社会化生产为标志，农村则强调个人或少数人的“小生产”。但在建国以后举国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商业和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城市化在单腿走路，农村更像是止步不前。而国家意识形态，始终在形塑一个以工业为基准的现代化强国之梦。
有梦，就有追梦人。由于梦的图景动人，农业渐趋凋敝的现实又过于残酷，农村人口不免对城市心生向往。另一方面，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实，又令城市无力负担更多的农村人口。故而，在旧世代，无论是人口迁徙还是土地流转，都有制度的严格限制。（关于这点，书中钩沉了不少旧人旧事，不容错过）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想去城市去不了，想离开农村又逃不掉。纵然罔顾户籍的框限决然出走，最后也难逃诸多就业、教育、医疗等诸多不便。而农村，也因为疏于耕作而迹近荒芜。
这当然是改革开放前的前尘往事。可30多年来的进展固然叫人欣喜，也不免埋下隐患。大规模的城镇化建设裹挟着开发商的巨大利益，仓促上马、缺少规划，每个城市都长成了相似的面目，再难辨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也遗留下不少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社会问题仍难解决。
周其仁的药方是“还权赋能”。既然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口子一开，就促成了迅猛的城市化。如今参照成都的实践经验，将农民的权利交还农民，至少部分交还，就足以产生强大的经济自由，进而在农村重新掀起经济增长的浪潮。
在城乡流动与土地流转上，近60余年的中国，未免有些大刀阔斧。步子迈得太大，不仅会扯着蛋，也会落下后遗症。在这个意义上，周其仁的建言是渐进的，他并不强调自上而下的整体性改革，而是吁请从城乡的本质做起：唯有实现人的自由，经济自由方有保障，城乡也才会各得其所。（《城乡中国》书评/fuda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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